看西方印刷技術如何取代中國雕版印刷術
2015/3/18 22:50:19 點擊：
本書對1876年至1937年間西方印刷技術取代中國雕版印刷術的過程進行了細致分析，通過詳細的文史資料，將印刷文化與圖書史、社會史、技術史與商業史結合在一起，從技術的發展、企業和企業家的成長經歷以及出版業的變遷角度，揭示了晚清和民國時期中國傳統的印刷文化和印刷商業向印刷資本主義發展的過程。
從商業的角度來看，我們很難將唐代以后的印刷文化看作官刻與宮廷刻書業的副產品。書籍或是其他印刷品能夠同時實現道德價值和金錢價值。首先，圖書能夠影響人們對現實的看法和行為。其次，根據不同的顧客和圖書，他們可以利用更靈活的方式獲利。
與印刷文化和印刷商業這兩個觀念所不同，“印刷資本主義”這個術語對中國學術界影響卻很小，雖然它經常出現在對歐洲印刷文化的研究中。中國學術界對其的忽視也反映出該概念內涵的不確定性。
宋代以后的9個世紀中，中國刻工雕刻的書版印刷了大量的民間世俗書籍。雖然這種基于手工業的書籍得到了廣泛的商業流通，但是中國的印刷資本主義并沒有因此而建立。
雖然歷史學家們已經開始注意晚清時期商業、甚至是“產業”所起到的作用，但是幾乎沒有學者像馬瑞·克萊·白吉爾（Marie-Claire Bergère）指出了中國社會從商業到資本主義的跨越式發展。機械化是中國資產階級發展的基礎。
正如中國學者很少注意印刷資本主義這一概念，西方技術為中國印刷業帶來的重要改變也被忽視了。從唐代前期到帝制結束，雕版印刷業遍布整個中國。傳統上，書版由經過處理的梨木、棗木或梓樹雕刻而成，這些材料都很容易獲得。
在宋代，雕版印刷業發展到一個巔峰，刻工已經能模仿書法家的字跡，但仍然局限在楷書的范圍之內。三個世紀之后，明代的刻書業已經能夠刻印三色圖書（譯者按：藍印、彩印、朱墨或是套印）。這時，雕版印刷已經傳遍整個中國，所刻印的圖書質量參差不齊，風格各異。19世紀，刻書工藝進一步傳播并得到簡化，不識字的婦女與兒童都加入到刻書工作中。印刷的過程比刻字更簡單，這也促進了雕版印刷的傳播。
19世紀的技術革新不僅為中國印刷資本主義的興起創造了社會環境，并且改變了中國出版業的地理格局。可以肯定的是，雕版印刷在19世紀和20世紀前期仍然持續發展。
中國頂尖的印刷史家張秀民認為，印刷是“建設帝國的民用工具”，轉化為20世紀中國文化重建與國家建構的有效手段。
1895年后，圖書，尤其是教科書、工具書、小說與科學書籍，在塑造中國社會輿論的過程中，起到了和報刊同等重要的作用。事實上，更多的人會接觸到教科書而不是報刊。
同時，教科書給人們的信息也比報刊更穩定、可靠。大型綜合出版商為追求更大的市場而不斷地革新技術，其中商務印書館和中華書局成了技術先鋒。雖然外國的新式機器重塑了上海出版業，并使其成為全國出版中心，中國古老的文化價值與實踐并沒有隨之消失。
從商業的角度來看，我們很難將唐代以后的印刷文化看作官刻與宮廷刻書業的副產品。書籍或是其他印刷品能夠同時實現道德價值和金錢價值。首先，圖書能夠影響人們對現實的看法和行為。其次，根據不同的顧客和圖書，他們可以利用更靈活的方式獲利。
與印刷文化和印刷商業這兩個觀念所不同，“印刷資本主義”這個術語對中國學術界影響卻很小，雖然它經常出現在對歐洲印刷文化的研究中。中國學術界對其的忽視也反映出該概念內涵的不確定性。
宋代以后的9個世紀中，中國刻工雕刻的書版印刷了大量的民間世俗書籍。雖然這種基于手工業的書籍得到了廣泛的商業流通，但是中國的印刷資本主義并沒有因此而建立。
雖然歷史學家們已經開始注意晚清時期商業、甚至是“產業”所起到的作用，但是幾乎沒有學者像馬瑞·克萊·白吉爾（Marie-Claire Bergère）指出了中國社會從商業到資本主義的跨越式發展。機械化是中國資產階級發展的基礎。
正如中國學者很少注意印刷資本主義這一概念，西方技術為中國印刷業帶來的重要改變也被忽視了。從唐代前期到帝制結束，雕版印刷業遍布整個中國。傳統上，書版由經過處理的梨木、棗木或梓樹雕刻而成，這些材料都很容易獲得。
在宋代，雕版印刷業發展到一個巔峰，刻工已經能模仿書法家的字跡，但仍然局限在楷書的范圍之內。三個世紀之后，明代的刻書業已經能夠刻印三色圖書（譯者按：藍印、彩印、朱墨或是套印）。這時，雕版印刷已經傳遍整個中國，所刻印的圖書質量參差不齊，風格各異。19世紀，刻書工藝進一步傳播并得到簡化，不識字的婦女與兒童都加入到刻書工作中。印刷的過程比刻字更簡單，這也促進了雕版印刷的傳播。
19世紀的技術革新不僅為中國印刷資本主義的興起創造了社會環境，并且改變了中國出版業的地理格局。可以肯定的是，雕版印刷在19世紀和20世紀前期仍然持續發展。
中國頂尖的印刷史家張秀民認為，印刷是“建設帝國的民用工具”，轉化為20世紀中國文化重建與國家建構的有效手段。
1895年后，圖書，尤其是教科書、工具書、小說與科學書籍，在塑造中國社會輿論的過程中，起到了和報刊同等重要的作用。事實上，更多的人會接觸到教科書而不是報刊。
同時，教科書給人們的信息也比報刊更穩定、可靠。大型綜合出版商為追求更大的市場而不斷地革新技術，其中商務印書館和中華書局成了技術先鋒。雖然外國的新式機器重塑了上海出版業，并使其成為全國出版中心，中國古老的文化價值與實踐并沒有隨之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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